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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奴隶社会砂岩雕塑(上)

中国奴隶社会的砂岩雕塑,以青铜礼器为代表,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另一方面是人类认知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商末周初那些厚实雄浑的青铜礼器以及上面那些狞厉神秘的花纹常让我们景仰不已。也许今人会想,上千名奴隶艰辛劳作,就为了创造那一件砂岩雕塑司母戊大鼎,实在匪夷所思。但想到没有,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虔诚,体现的正是那一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奴隶们,或说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心无旁骛、始终不渝地创作,才会有那一件件美仑美奂的艺术品传世。


从另一个角度说,奴隶社会艺术正是东西方艺术的分水岭。正是从这时起,东方,或说中国的砂岩雕塑艺术开始形成寓意深厚、讲求整体、气势宏大的风格。这很大程度上是融入了中国人的"天命论"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雕塑上就形成了独有的含蓄和寓意无穷的特色,显示出一种以合理的抽象和夸张来表达复杂内容这样一种艺术思维。而此时西方,尤以希腊的大理石雕像为代表,开始追求写实和逼真的风格,这更多是受到西方人线性思维的影响,讲究在真实再现的基础上揉入艺术的整合。这两种砂岩雕塑风格自此开始并驾齐驱地发展,最终成为两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艺术没有谁高谁低,他们都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奴隶社会中,青铜被广泛用于兵器、祭祀用具和冥器,砂岩雕塑上的成就更多是从宗教礼器上体现出来。一方面,铜器,尤其是鼎,体现着国家的权力和威严,因此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相传,夏禹时铸九鼎,象征天下九州。夏、商、周均奉为国宝,视为重器。后来,秦昭王从周王室取走了九鼎,运输中一鼎"飞"入泗水之中(另说全部落入泗水)。据传,秦始皇曾派人打捞而未成功,因此后世人将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为九鼎不全的缘故。从这个故事屮,我们可以看出青铜器在人们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带有几分神的色彩。


青铜砂岩雕塑的主要语言是体量和其上的浮雕或装饰性纹样,这两者都必须通过精湛的塑造和铸造工艺表现出来。商代的青铜铸造工艺达到了顶峰,雄奇的《四羊方尊》长颈,方口大沿,体高58.3厘米,每边口长52.4厘米,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尊的主体部分是由四只高度写实的大卷角羊组成的,羊头突出于器形之外,羊身共用尊的腹部,羊腿附于尊的圈足上。四条高浮雕的龙蟠屈于尊的肩上,每两只羊头之间均有一龙首探出器外。神秘、力量、高贵与庄严在它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

一件有极高艺术研究价值的青铜砂岩雕塑《人面方鼎》出土于湖南宁乡,通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立耳,深腹,柱足。在它的耳侧缘有简化的夔纹,足上部是兽面纹,腹四角及足上部均有扉棱。值得注意的是鼎腹四面装饰有四个浮雕人面,人面比例勾称,相当写实,面宽颐方,大嘴突唇,高颧骨平额头,两眼凝视,神情肃穆,耳上部饰有角状物,耳下部有爪状物。对这件作品的解释在文物史上也有较大争议,因为人面装饰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较罕见,所以对此的观点也是各种各样,有人说这与中国上古神话中黄帝"四面"有关,亦有人说这就是古代文献中那"有首无身"的神怪"饕餮",但无论哪一说都不能否认人面方鼎高度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威严的方鼎再加上逼真的人面,雕像好像有了灵魂。它像一位俯视人世间的神,岿然不动而又不可侵犯。但它更像一位把自己和鼎融于一体的雕工奴隶,冷眼观看世事变幻。


在迄今发现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尊是著名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武官村。司母戊大方鼎从鼎足至立耳通高133厘米,器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32.84公斤,足见它的气势。相传当年数百雕工用了近千只坩埚,经历诸般考验方才铸成。整体造型雄浑凝重:方唇,上有一对立耳。腹部很深,下部微收。平底,四柱足,足内中空。腹部四周的边框内饰有商周时期常见的兽面纹。鼎足上部饰有类似的纹样,并有扉棱。整体厚重大方又精致美观,庄严肃穆中包含着绮丽的幻想。其名来源于其腹内壁的"司母戊"三个大字,三字笔迹遒劲有力,成品字形排列。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无数不知名的农民、学者为了保护大鼎不落入日本人之手,拋家舍业,死生置之度外,在他们质朴的心中,大鼎就是民族血脉的象征,他们要为它而战,为它而死。今天,国运复兴,司母戊大鼎也告别了昔日的颠沛流离,静静地立于博物馆中,它的魂魄将永远护佑着炎黄子孙,就像护佑着我们的先人那样。

更新时间:2010/11/7 9: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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